翻译家黎烈文：几度飘零梦难圆

（一）

黎烈文先生出生于一九0四年，是湖南湘潭人。一九二六年赴日本，进入“东京第一高等学校”就读。未在该校毕业，即转往法国，一九三一年学成返国。回国后，先后在报社、出版社供职，并断断续续翻译法国文学作品。一九三六年开始翻译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。这是黎烈文有系统翻译法国文学的肇始，一直到他的晚年，都没有放弃如此名山事业。大概是因为他曾经在福建省教育厅工作，所以才促成一九四六年来台湾，担任《新生报》副社长，不久，进入台湾大学教授法语及法国文学。

黎烈文去世于一九七二年。就以他的译作而言，大部分完成于来台湾以后的二十余年。不过，根据学者颜元叔（黎氏的学生）说，在一九五0年以前，“在大陆，差不多的中学生大概都读过黎烈文的《冰岛渔夫》。”颜元叔又指出：一九七三年他在夏威夷开会，在中国领事馆濮总领事的宴席上偶然谈及黎烈文，濮氏立刻响应：“是不是就是那位翻译《冰岛渔夫》的黎烈文？”颜元叔认为：“他（黎烈文）对我们来说，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个里程碑。”（颜元叔：《怀念黎烈文教授》）

黎烈文的译著大部分完成于一九五0年以后，相对于一九五0年以前长时期的战乱，一九五0年以后反倒是较为平静的时代。

一九四六年以前，也就是抗战胜利以前，黎烈文完成的法文译著大致有以下数书：

倍尔纳：《妬误》；罗曼：《医学的胜利》；法朗士：《企鹅岛》；巴尔扎克：《乡下医生》；罗逖：《冰岛渔夫》；莫泊桑：《两兄弟》；倍尔纳：《亚尔维的秘密》。

抵达台湾（一九四六年）以后，完成的译著则有：

梭维斯特：《爱的哲学》；梅里美：《伊尔的美神》；莫泊桑：《脂肪球》；乔治·桑：《魔沼》；梅里美：《双重误会》；罗逖：《拉爱邱的恋爱》；司汤达：《红与黑》等。

此外，黎烈文也译了文学以外的：《台湾岛之历史与地理》、《法军侵台始末》；也完成了若干论文以及《西洋文学史》专著。黎烈文虽然在报社、出版社工作过，也长期在台湾大学教书，但其一生应该以翻译法国文学作品的成就最为显著。

翻译家黎烈文：几度飘零梦难圆

《冰岛渔夫》书影。图源网络

黎烈文之所以从事翻译工作，他自己曾回忆说：

“回忆当年翻译此书（指《冰岛渔夫》）时，译者年方三十，刚从欧陆游学归来，满怀壮志雄心，要做些别人所不愿做，不屑做、或不能做的事，想以毕生精力好好介绍几本法国文学名著。”（《冰岛渔夫》再版赘言）

年轻时期的黎烈文，其豪情壮志是：“想做林琴南后一人”（见台湾文坛社版《红与黑》后记）但是，大时代没有给予较佳工作条件。上海时期，有一段短暂的安定期，因此颇有成果。

“那时我既住在出版条件最佳的上海，而又生活安定，有图书参考之便，有友朋切磋之益，一两年内，确是摒弃世事，埋头译述，有过些微成绩。”（《冰岛渔夫》，大业版再版赘言）

接下来，由于战乱频起，黎烈文再也无法安心从事翻译工作：

“一部《红与黑》才译出二十万字，便发生了芦沟桥事变，我也就放下一切，奔赴国难，在海疆前线负责一个出版机构达八年之久。那时终日忙于琐务，面对着种种迫切的现实问题，再不能沉潜旧籍，从事古典名作的翻译。”（见前引书）

接下来，抗战胜利后，因缘际会来到台湾，又不能有一个安定环境可以重操旧业：

“又以时局艰难，遭遇种种意外的变动，日计日蹙，负担日重，更没有心情重理故业。”（引同前文）

一九六三年，黎烈文自己检视往日的翻译工作时，曾如此叙述：“从事法国文学的介绍，倏忽三十余年，译介过来的作品，除了长篇及已辑有专集的作家如梅里美，莫泊桑等人外，零星译出各家的中、短篇，散见于报章杂志者，不觉亦已数十万字。”足见他的译事没有放弃。尤其是，也许可以算是代表作的《红与黑》，终于在一九六五年出版，这一部翻译作品，据黎烈文自己说：“这部译稿从开始到译完，断断续续，拖了将近三十年之久，这恐怕是文学史上罕有的例子。”（见该书后记）

与黎烈文相处甚久的再娶夫人（元配因病去世）许粤华曾赞许黎氏“一生那么忠诚而严谨地译出许多文学名著”。但是，在社会动乱中，黎烈文的译作先后由许多出版社出版，如商务印书馆、文化生活出版社以及来台湾以后又分别由大业书店、重光文艺出版社、台湾开明书店、文坛社出版。这些出版社经营不稳，大多短命，印制质量及版税的支付就大成问题。

努力在翻译，也有固定教职的黎烈文，一九五五年，为了筹措大儿子赴美国留学的学费，不得已，将《红与黑》译稿透过熟人向当时任“教育部长”的张其昀请求以书稿预支稿费，这种史无前例的案子竟也蒙张其昀同意，并立刻拨款。不久，张先生下台，黎烈文再设法还清这一笔预支款项。（见文坛社版《红与黑》后记）

黎烈文去世（一九七二年十月）后的一九七三年，其夫人许粤华经介绍而将《冰岛渔夫》、《两兄弟》、《脂肪球》等十一种译著及著作交给出版翻译书重要出版社志文出版社，准备推出一系列译著。这是因为黎烈文生前“曾经有一心愿，想要将那些保有版权的译品一一收回出版权而自行出版”，所以寄望这项计划得以早日实现。可惜志文出版社出书路线已稍有改变，而黎译又曲高和寡，销售不佳，这件事也功败垂成。

文学史研究者古远清教授写了一本“大陆赴台文人沉浮录”，书名是“几度飘零”———这正是怀抱理想，也努力不懈，却在恶劣大环境中风雨飘摇的翻译家黎烈文的真实写照啊！（该书并没有列入黎烈文，原因不详）

（二）

黎烈文开始走向翻译文学作品的道路，根据他自己的回忆文字，那是一九三五年，由穆木天介绍认识“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”负责人沈尹默，委托他帮忙审阅一些翻译文字而开始的；因此，他自己也就规划翻译司汤达的全集，并从《红与黑》着手进行。

到一九三八年，黎烈文已经把《红与黑》译好二十万字，却因为战乱离开上海，译稿寄存友人家中。抗战胜利，才回上海取回译稿，而所幸完好如初；但抗战八年，却无暇进行翻译《红与黑》的工作。

在上海，意外地买到一本赵瑞蕻翻译，作家书屋出版的《红与黑》，令他心中如释重负———既然已经有人翻译好了，也就不必费心再做一次。可是，当他把书带回台北，仔细一读，发现“赵译错误与删略之多，不胜枚举”，这反而刺激他非亲自操刀不可的决心。以下引用文字稍长，但笔者以为这不仅是赵译的缺点而已，也与所有外文翻译有关，因此抄录下来：

“翻开第一页，就有错误；大部分篇幅，不是翻译，而是创作。译者对法文似甚欠了解，因而望文生义，译文与原著不知差得多远。且《红与黑》法文原书有许多版本，稍为讲究的多分为上下二卷，上卷三十章，下卷四十五章。普通本则多不分卷，而连接成七十五章。赵君不知依据何种版本，在扉页和目录上都注明为‘上卷’，可是都翻译了三十三章，比一般原书的上卷多出三章；三十三章以下则毫无交代，序文中亦未说明他这本译稿是一本未完的译稿。直到大陆失陷为止，他的《红与黑》还有四十二章不曾与世人相见。《红与黑》原书除下卷最后四章外，每卷和每章之后都有一段‘题词’（epigraphe）那是引用古人或时人的若干诗句或散文，象征全卷或全章的意思。这些‘题词’，有的是拉丁文，有的是英文或意大利文，翻译起来，当然不无困难。但翻译一部名著，怎会没有困难呢？一个忠实负责的译者就贵乎克服这些困难。而赵氏则将前三十章的‘题词’视若无睹，一概予以删除；而从三十一章到三十三章，他却又如梦方醒，忽然发现了每章前的‘题词’，但仍只转录原文，不加翻译。这种前后矛盾的情形，实属令人费解。”（文坛社版《红与黑》后记）

黎烈文对赵译《红与黑》如此指摘，那么他对自己的翻译工作，又是如何检讨的呢？一九六三年，他在《法国短篇小说选》（志文版）书前《译者的话》如此叙述：

“凡久于译事者，都能承认翻译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。我向来奉以自勉的是：第一要忠实，第二要明白，第三要美雅。但努力从事的结果，觉得第一第二两项或许做到了，然乃恐有些注意不到的地方；第三项则还差得远；惟认为不茍的态度，则数十年如一日，只此或可稍减咎愆，亦未可知。”

曾经修过黎烈文在台湾大学授课的颜元叔转述黎烈文的说法，黎烈文认为：“翻译比创作还费事。”因为“创作写不通时转个弯就写过去了；搞翻译，遇到斯处，那你非绞尽脑汁，把那个正确传神的中文给抠出来不可。”这用来印证黎烈文夫人许粤华所说“他一生那么忠诚而严谨地”从事翻译，应该是可信的。

生不逢时的黎烈文，年轻时虽有凌云壮志，偏偏生长在动乱时代，很难逃脱客观条件的束缚。一九六五年，他曾发出如此的喟叹：“岁月蹉跎，往日想做林琴南后一人的微志，渐渐消磨殆尽。”然而，在诸多苦难中，他究竟还是完成了《红与黑》、《冰岛渔夫》等巨著的翻译。尤其是《红与黑》，自一九三六年开始译出一部分，却苦于无时间继续完成，也找不到出版社。相隔三十年，台湾文坛社（也有月刊）才主动连载，并出了单行本。牵线让他翻译的是穆木天，而协助单行本问世的是穆中南，天地之大，此书竟由“两穆”帮它完成，也真奇妙。

由于两岸分离已久，“黎烈文”这个名字已渐渐变得陌生。而在台湾，黎烈文不是党、政要员，官方不可能出他的书；民间出版业完全是利益挂帅，正版没人买，盗版反倒充斥市场。简直让有识之士，向天长叹！

重读黎烈文的译作，心中有无限敬佩。而我这篇芜文，希望能引起读书人的几许同情和关切。